2012/7/4 11:38:04 作者：李青 來源： 羊城晚報
2012 年端午節后的上海南京東路，一個細雨紛飛的日子。身高約1.72 米的潘曉勇融入熙攘的人群中。沒有人會把這個陽光帥氣的年輕人和“溫州走路老板”聯系在一起。他依然面帶笑容，暴富與赤貧的跌宕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跡輕微得難以捕捉。
他是2011年震驚全國的溫州老板走路潮中，披著神秘面紗的“走路老板甲”。從身家數億到負債近3 億。他怎樣從一夜暴富到一夜赤貧? 他“走路”的背后隱藏著怎樣的心靈交鋒?
他怎樣以“半黑暗”的狀態，輾轉于國內不同城市? 他和他的債主又將如何面對未來?
“走路”240 多天后，潘曉勇接受羊城晚報獨家專訪。他是首位接受媒體專訪的走路老板， 他講述的故事揭開了2011 年溫州老板走路潮那座龐大冰山的一角。
“走路” 他只帶走十幾萬
2011年10月18日對潘曉勇來說，是一生都會銘記的日子。這一天， 他離開溫州，開始“走路”。此時，據他被提名“2011年溫州創業青年楷模候選人”只有一個月。
時至今日， 他作為候選人的個人資料仍然掛在網上。
羊城晚報：你對“走路”這種說法會不會特別敏感?
潘： 沒有辦法的辦法。當時全是債主圍著我。我當時確實是一走了之， 沒有跟任何人打招呼，4個手機6個號碼全部換掉。但走了，其實我挺后悔的。我現在的身份可以說是半黑暗的。我不敢告訴人家我在上海。
我表哥也欠債過億元，但他堅持下來沒有走， 他每天至少接到10個債主的電話。煩惱多很多，但至少有一個光明的身份。
羊城晚報：離開溫州當天是什么情況?
潘：我離開溫州是在2011年10月18日。
當天一大早，秘書打電話說，來了十幾、二十個要債的人。我就不想回去了。但在市中心遇到另一個債主，他帶著六七個人，逼我要錢。我說，我借你的500萬元三年，但給你的利息也接近400萬，能不能不要這么逼我。但這幾個人一直跟到我家里。我感到自己可能受到傷害，于是借口上廁所，拐了彎走了。
完全是臨時、被逼的。如果不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我不會想走。如果沒有這幾個人， 我想我很可能堅持下來。但如果真的一直待下去， 可能發生什么? 我也很難設想。也許進了公安局， 也許像有些人一樣，從樓上跳下來……誰也不知道。
羊城晚報：你離開溫州后去了哪些地方?
潘：離開溫州之后，我在郊縣待了一個多月，想要看看情況。但是發現走的人越來越多，很多比我厲害的人都走了。我感覺沒有希望了，就離開了。之后去了上海、合肥、廣州、武漢……大概七八個城市。
羊城晚報：到這么多城市，是因為逃避債主追債?
潘：(笑)死我都已經置之度外了，何況債主追債? 我找外地的朋友， 希望想些辦法，東山再起。當然，我現在沒有再想著賺幾個億，我希望能夠先做一些小項目，維持生計，再從頭開始。但是會收斂很多，不會再像以前那么大膽(笑)。
羊城晚報：走的時候你帶了多少錢?
潘：走的時候，我什么都沒帶。心非常冷，低落到了極點。有一張朋友的卡，里面之前存了十幾萬元。后來主要靠這十幾萬。
幾億身家，真正帶走的只有這十幾萬元。
很多人不相信，有朋友說，你光身上的裝備就幾百萬哪。是! 我的手機十幾萬元，四塊金表加起來上百萬。全都抵債抵給人家了。甚至連老爸老媽的房子都賣了。公司能變現的資產全都賣了， 湊了一百多萬元，為了發員工的工資。我覺得銀行的錢、民間借貸的錢可以欠，但員工很辛苦，員工的錢不能欠。這筆錢我完全可以自己吞下來，但是我沒有! 但很多人還是怨我。
羊城晚報：心理反差會不會特別大?
潘：是! 以前我和表哥來上海，表哥坐著賓利，我坐著保時捷，到哪里去，都是司機在樓下等，一路高架橋過去。現在，到哪里去都要等地鐵或者公交，到目的地要一個多小時。現在才知道，大上海真是大!
{pages}暴富錢滾錢炒樓身家數億
一次偶然的房產交易向潘曉勇打開炒房的大門。從6萬元起家，三年間，他名下成立了8家子公司， 身家扶搖直上高達數億元。而一次又一次炒房的翻云覆雨間，他締造出一個也許只有在當時才可能成真的中國式造富神話。
羊城晚報： 你的企業在2008 年注冊，很多人不相信你三年時間做到身家數億元。可是你又做到了。
潘：我的確是白手起家。2008年6月28日我從上海回溫州， 當時只有信用卡套現的6萬元。開始做信用卡發卡業務，大半年時間賺了二三十萬元。2009年，表弟介紹給我一套房子。我把全部身家，20多萬元付了訂金。沒想到，一個星期后有人外加50萬元買下。這是我賺到的第一個50萬元。
我感覺，哎，這個錢非常好賺。這50萬又讓我在短短兩個月里賺到近300萬。有了這300 萬元后，溫州正好有個新盤開盤，30 萬元一個名號。我運氣比較好，一下又搖中了好幾個號。我又以每套外加50 萬元到100 萬元不等的價格轉讓出去，又在一個星期左右賺了幾百萬元。
這樣， 我手頭一下就有了五六百萬元的資金。
2009 年7月以后，雪球越滾越大，我開始想買寫字樓。2010年9月，我看中了溫州一棟建筑面積1.5萬平方米的大樓。當時有人說， 你是蛇吞象。我說我是蟒蛇，我就是要吞下。后來，這棟樓也拿下來了，除了自用的辦公區域將近4000平方米， 其他全部轉租。到2010年，我已經是超過幾個億的身家。
羊城晚報：除了房地產，你開設了很多家子公司。你真正靠什么賺錢?
潘：2009 年開始我開設了珠寶公司、外貿公司、鞋廠、裝修公司、太陽能公司等，加起來8 家子公司。但真正賺錢的還是房地產。我大量地購買房產，全部一次性付清房款，再拿到銀行抵押，用套現的錢買更多的房產。比如說，一套房產我1000 萬元買過來，就去找銀行貸1200 萬或1500 萬元，再通過別人做擔保，一般是互保，把錢放大，去買更多的房子，變更多的錢，想再做實業發展。
羊 城晚報： 為什么把產業鏈鋪得這么大、這么快? 因為錢太好賺?
潘：的確是因為炒房的錢太好賺，以至于做其他任何行業，沒有想利潤多少，風險多少。完全憑自己的 想法。比如說太陽能公司， 我就是跑到我表哥辦公室問了一兩個小時，知道“民生工程”、“朝陽產業”，第二天就去申辦營業執照了。(笑)
赤貧 借錢游戲玩不轉了
2011年9月，當預期中的銀行貸款無法獲批的時候，潘曉勇感到了危機。但他沒有想到，危機竟以如此凌厲的速度殺到。2011 年十一黃金周，潘曉勇親自為籌備了半年的一家高級餐飲會所點燃開業爆竹。而僅僅一個月后，他竟然負債逾3億元。
羊城晚報： 你發現問題是在什么時候?
潘： 大概是在2011年10月份左右，其實9 月份已經有那么點危機感了，因為銀行的貸款下不來了。一個是銀行貸款收縮，一個是國家政策對房地產的打壓。
羊城晚報：最致命的問題出在哪里?
潘：房地產! 從2011 年4 月份到7 月份，這4 個月別人都已經停止了購買大量的房產。而這期間我又投入了1.3億的現金買了兩個廠房，七套房子。
這1.3億的現金中，將近1 個億是從民間借貸來的。當時我想，我有1.3 億元的現金投入，從銀行貸1.8-1.9億元是沒有什么問題的。但最終從銀行只下來了大概6000 萬元的現金。就像周益民(明星電力前董事長) 說的那樣———我貸不到錢了。(笑)。
羊城晚報：銀行給你的貸款高峰時達到什么程度?
潘： 有一套房子我2009 年一次性付清980萬元買下。當年銀行給我貸1300萬元， 第二年給我貸2000萬元。我感覺，照這個增長速度， 我可以套更多的錢， 買更多的房子。
羊城晚報：你認為， 在你破產的過程中， 銀行起了什么作用?
潘： 推波助瀾! 我覺得罪魁禍首就是銀行! 如果當初我買980 萬元的房產，銀行第一年沒有給我1300 萬元貸款， 第二年沒有給我2000萬元貸款;沒有這么多錢放出來，我的產業、投入， 一系列處事不會做得這么大膽。
羊城晚報：你認為銀行放大了你套現的勇氣?
潘：是! 銀行存在很多潛規則。比如說， 這套房產的貸款額度不能達到2000萬，怎么辦?銀行為了做自己的業績，先貸給我1000萬元，我存進去，再貸一次;以承兌匯票開出來，以質押的方式，那么銀行的存款業績就有2000萬元了。同時，銀行又給我貸了1000萬， 我手里就有2000萬現金了。我再把2000 萬元質押一次，再貸出來。銀行再貸給我2000萬元，那么，銀行的存款就有4000 萬了。我也套現了4000 萬元。何樂而不為呢?
羊城晚報： 當時宏觀政策的改變，也造成了樓市整體下跌，可為什么你仍然認為銀行是罪魁禍首呢?
潘：2011 年9 月份， 每次我去銀行，銀行就拖我———“沒問題， 下個星期就放貸”，他們說。因為這樣，我把多余的錢全部支付利息了。最后幾個月，我每個月支付600 多萬元的利息， 最高一月付了670萬元利息。如果銀行沒有這樣拖我，我當時給自己留下一兩千萬元， 完全沒問題。
但是，我覺得銀行貸款還會下來。我把手上多余的錢全部投進去了。
我被銀行害了。我的理解是，罪魁禍首就是銀行。
羊城晚報：假如當時的宏觀政策不調控，銀根也沒有緊縮，你認為你能避免今天這種局面嗎?
潘： 我做的很多實業都是民生工程。
如果再自己走下去， 我會把它們理順，把實業做實，會有一個自我修復機制。其實當時我已經有思路要做實業。我投了4700萬元，買了一個很大的廠房，想把鞋廠搬過來，還想再投1000 萬元，把流水線從1 條增加到4 條。但當時已經是2011年9月份，來不及了。
{pages}未來 目標就是還錢
從2011年10月到現在， 大半年過去，在網絡上輸入“潘曉勇”，債權人追債的帖子仍然可見。欠債未清，故事便沒有完結。
大半年間，有人撤銷對他的起訴，也有人在繼續告他。而面對3億元天文數字般的欠債，潘曉勇說，未來的目標就是———還錢!
羊城晚報：你離開溫州之后，有沒有債主向你追債?
潘：債主也在找我。我走后主動給全部的十幾個債主都打過兩三次電話。我覺得對他們是個心理安慰。我告訴他們，不要急，我正在想辦法找錢還給他們。急的話，你們可以去法院告我。但是，沒告我的債主，我有錢了會第一時間還他，告我的債主，我最后還錢，時間可能三年，五年，甚至更長。
現在很多債主已經感到心理安慰，有些人已經撤訴，有些人比如欠他們500 萬的，提出能不能年底先還10%，或者分三、四年，五年還。但是，也還是有兩三個人在上訴，或者要聯合起來找我。我也沒辦法。
羊城晚報：現在的欠債情況怎么樣?
潘：目前還有27套房子抵押，欠銀行貸款2.2億元。民間借貸還欠5000萬元。去年的時候，欠民間借貸1.1億元。后來，我名下的很多資產， 包括大樓都抵債抵掉了。算下來，目前還有將近3億元左右的欠款。
羊城晚報：房產大縮水，銀行欠債怎么處理呢?
潘：我當初是在溫州房產最高峰的時候向銀行借了2個多億。現在房產縮水，市值只有8000萬。銀行也面臨這個問題，是作為壞賬處理呢，還是上報央行，或者等國家有個批文再去處理這樣的事情。我也不清楚。
羊城晚報：未來你有什么打算?
潘：就是想把錢還上。只要人還活著，還是這個思維方式， 有能力就一定要還錢! 這就是我給自己定的目標。但是現在還有人在怨我，說我還有幾千萬元，不還給他們。還有人組織起來去告我。如果我沒有活路，我怎么還錢給你? 我才29 歲，能達到3 到4 個億， 我覺得這輩子足了。
但是我覺得人生，我還有自己理想和目標存在，所以我才能堅持到現在。
回首往事
摸到好牌 打得太爛
親歷了2011 年震動全國的那場溫州老板“走路潮”，潘曉勇有時候覺得，2009年到2011 年這三年以幾何速度瘋長的財富更像是一場夢。這場夢給他留下了太多的思考。“這是一個好的時代，本來已經摸到一副好牌，遺憾的是沒有將這副牌打好。”
關于實業：盲目放貸變空心化
羊城晚報： 既然實業不賺錢，為什么還要投入實業呢?
潘：包括我，包括溫州很多知名企業在內，當時做實業只是擺樣子，提供一個平臺，融資的平臺，人際交往的平臺。
比如珠寶店， 我投入了幾千萬元，擺個門面，好看而已，賺不到錢。
別人說，老潘你在做什么? 我說，我做的行業很廣，包括鞋、珠寶、建材什么都做。實際上是把實業作為一張名片，宣傳我自己。
當時的同行基本類似我這樣。有些純粹放棄了家族產業，他們的長輩做實業做了十幾年，做得非常好，但到了他手里，實業就不做了，放在那里。而是以實業去貸款，參股一些借貸公司。結果就是，溫州的實業變成空心化。
羊城晚報：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潘：因為這個錢好賺。躺著睡覺都在賺錢。你放出來2000萬元，利息兩分，一個月就有40 萬元進賬。一年就有480 萬元。這是最低的，平時借，一般利息在4 分到6 分。
羊城晚報：誰能支付4分到6分的利息?
潘：像股票一樣，有賺到錢的，也有賺不到錢的。賺到錢的極為少數，虧的是絕大部分。所以一些實業，為了支付高額利息， 就把自己的產業當做平臺，去借更多的錢。2009 年到2011 年這三年， 如果企業沒有真正意義上做實業，它的業務量、產品、管理體系，統統會下降50%，甚至以上。一些上萬人的企業，減到最后只有一千人，甚至幾百人，6 條生產線最后只剩一條。
關于民間借貸：每一個人都像瘋了
羊城晚報：當時溫州民間資金處于什么樣的情況?
潘：2010 年溫州老百姓去菜市場買菜都要還半天價， 但我們去買房子，1000 萬元的房子我看都沒有看，就現金直接付清了。
{pages}當時溫州民間資金太充足了。
5000 萬元以內的借款打個電話就可以，根本不用去別的公司簽個借條。
一個騎黃包車的， 都會把積累一二十年的積蓄，放到擔保公司拿利息，有些人甚至整個家族陷進去。2010年7月份， 我把借一個親戚的300萬元還給了他， 但他又把300萬元放貸出去，還把自己的房子、老婆家7套房子以及弟弟的房子，全部抵押，放到擔保公司。現在整個家族的房子全部要被銀行拍賣。
當時甚至連KTV 包房都被訂沒了， 本來最低消費5800元或8800元的要提價5000元。所有人都太有錢了! 所有人都瘋了，所有人都在參與。
當時如果你沒有參與，所有人都會認為你才是瘋的。
羊城晚報： 資金鏈斷裂之后，當時溫州的情況怎么樣?
潘： 當時溫州已經變成一個灰色的城市。那一年(2012)春節是溫州20多年最冷清的一年。在那之前， 溫州一天的煙火銷售量都在上千萬元以上。2012 年春節只有幾百萬，甚至一百多萬元。老百姓沒有錢啊，再加上債主要債，根本沒有心情放煙花。當時媒體有篇文章說，是不是溫州人連買煙花的錢都沒有了?確實是這樣。
記者手記
財富，神話，縮影
像是時速180 公里狂奔在高速路上的一個突然急剎， 潘曉勇的創業夢想戛然而止， 盡管你仍然能夠深深感受到他身上閃現的企業家理想和企業家精神。
從6萬元信用卡套現到身家數億，這個三年間打造出來的財富神話更像一個傳奇。這是常人難以復制的成功，它是一個普通民營企業家從時代中發掘到機遇，卻又最終倒伏的殘酷教訓。
這樣的傳奇在2009 年—2011年大量滋生， 又在2011年一夜覆滅。繼1986 年導致溫州8 萬家庭破產的“抬會事件”后，20 多年后悲劇輪回，老板走路風潮將溫州重新拋上風口浪尖。這個城市的困局是中國經濟的一幕縮影。時代為它造就了富甲一方的“溫州老板”，也為它烙下慘痛的傷痕。
假如沒有樓市的瘋狂， 假如潘曉勇蠻勇的膽量沒有得到資本市場一波又一波的放大……假如時光倒流， 身處這樣一個黃金的時代，可能發生什么?
也許，下一次，我們會走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