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8/9 12:09:53 作者：網風 來源：1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的形象在中國人眼中發生著明顯地變化。徽商、晉商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也成為挖掘的對象，引發一些現實的驕傲和參考價值。另一方面，猶太人的經商才能也被肯定和學習，大量有關猶太人的商業寶典充斥圖書市場。
如果說猶太人的經商才能在全世界已經獲得某種肯定的話，那么，中國人的經商才能并沒有得到客觀的評價。我認為，中國商人的經商能力和水平絲毫不亞于猶太人，甚至還比猶太人更優秀，中國商人毫無疑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商人，即使目前還沒有很多事實來佐證，但是，過去的歷史中，中國商人的優秀素質是得到充分證實的;假以時日，中國商人的突出品質未來必將再次獲得證明。
幾千年來，中國始終保持著經商的傳統，而且，中國古代社會的長期經濟繁榮，造就培育出中國商人的經營性格。
有一種觀點認為，“商人”這個名稱，最早出現于西周時期。商朝滅亡后，對于一些不愿歸順的商朝遺民，周王朝對他們的謀生方式作了一些限制，只允許他們經商，因此“商人”也就成了做生意人群的特定指稱。因此，中國商人的第一個鮮明特征出現了：商人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不高。儒家文化成為中國的社會主流后，“士農工商”成為社會等級的劃分原則，商人雖然沒有被歸入乞丐、娼妓、戲子這類“下九流”，但是在社會正當職業中，商人的地位確實是比較低的。
中國商人在歷史上社會地位的低下，與猶太人有點類似。猶太人之所以成為經商能手，不是他們天生就愿意，而是歐洲的社會制度規定了他們只能從事經商之類的低下工作。基督教統治的歐洲中世紀，雖然與中國傳統社會有很大不同，但是在重農輕商這個問題上，還比較一致。由于宗教歧視的原因，基督教世界的猶太人不被允許擁有土地，甚至不允許擁有房產。沒有土地就不能從事農業，很多手工業對猶太人也嚴格限制，猶太人大多只好經商。例如，基督教教規指出，放高利貸者是要遭報應的，基督徒不允許放高利貸。但是，基督教社會很多時候又少不了借貸業務，猶太人便成為從事高利貸的唯一人選。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反映的就是這個事實。一方面，歐洲社會需要借貸業務，另一方面又仇視放高利貸者。等到資本主義興起，宗教統治成為歷史陳跡，最早的歐洲銀行家大多都是猶太人。直到今天，西方社會銀行家中，猶太人的比例依然大大高于猶太人在全社會的人口比例。
這種現象說明一個事實，猶太人因為不得不從事經商活動，因此，他們比其他民族較早地積累的經商的經驗，從而成為這個民族的傳統，商業頭腦也就發育較多。
中國傳統社會的商人與猶太人最大的不同是，商人不是一個按種族或文化劃分的特定人群，在中國，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商人。但確實相似的地方不少。猶太人在歐洲是絕對的社會地位低下，但是在中國，商人是相對的社會地位低下。社會地位的低下，某種程度上使得商人的生存空間比較狹小，生存環境比較嚴峻。但是，中國傳統社會從來沒有排斥商業，幾千年來，商業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一直起著重要的作用。我們今天熟視無睹的一個詞匯“城市”，就是兩個字組成的，“城”是城墻，保護的含義，“市”就是交易、商業的含義，換句話說，“城市”的最初形成就是被保護的商業活動。與今天不同的是，那時候的商業沒有像當今資本主義社會，成為唯一的、最高等級的社會活動。
中國傳統社會既離不開商業活動，商人的地位又相對低下，使得中國的商人養成了一系列特殊的品質。例如誠信。以前的中國商人沒有嚴格的合同制度，一諾千金是中國商人立足社會的鮮明特色。商業誠信的缺乏是現代的事情，而不是中國自古就有的現象。再例如和氣生財，中國傳統商人很少出現商業欺詐，也較少出現財大氣粗的傲慢，優秀的中國商人都是對待他人畢恭畢敬，誠惶誠恐，甚至在與他人交往中故意放低自己的位置。這個特征與歷史上中國商人社會地位的低下有關，他們不可能傲慢，也不可能欺詐，一旦發生這樣的狀況，他們在社會上將很難立足。再例如勤儉節約。中國傳統商人很少鋪張浪費，在控制成本上大多斤斤計較，毫厘必糾，這也是因為他們生存環境相對嚴酷所致。中國傳統商人的特殊品質就不一一列舉了，只舉幾個明顯的事實：世界最早的紙幣出現于中國，現代銀行業的許多概念來自于中國，早在宋朝，中國就有了全國統一的商業合同格式。等等。
我們今天經常指責的商人的不良行為，這種情況在中國的出現，大多產生于明清之后。主要原因就是西方商業社會的入侵，帶來了很多資本主義商業活動的壞毛病。資本主義革命后，西方社會普遍商業化，經商已經不是猶太人的專利，商業也成為西方社會各階層的主要發財手段，形形色色的人物投身到商業活動之中，魚目混珠、良莠不齊，很多古代社會商人恪守的職業道德被拋棄，商業欺詐，借助武力的不公平交易等行為層出不窮。
中國被西方墮落的商業道德侵害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最初東西方商業交往的時期，中國沒有全面開放，只在廣州等個別口岸每年階段性地允許西方商人從事商業交易活動。在那個時期，西方商人無不對中國商人的經商頭腦和手段敬佩不已，那個時期的西方商人就將中國商人稱之為最優秀的商人。今天的廣交會就是那個時期遺留的產物。
但是，正是因為那個時期相對公平的商業行為，導致中國的的絕對貿易順差，使得居心不良的西方商人開始用齷齪的手段破壞交易規則。當西方利用鴉片、武力等方式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傳統的商業道德連同傳統社會的很多東西都一起失去了。原因很簡單，規規矩矩做生意的人在無賴的西方商人面前永遠吃虧。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商人還是很快地崛起，同西方商人爭奪商業舞臺上的地位。“徽商”、“晉商”是傳統商業的正面再現，胡雪巖是商業傳統被腐蝕的集中體現，盛宣懷是傳統商業試圖與西方商業結合的產物。而孫中山的老丈人，也就是宋氏三姐妹的父親宋查理，則是純粹西方商業行為的產物。我們今天對上述幾種商業行為的不同態度，也反映了當今中國人對于理想的中國商人的一種內心判斷。
上述種種商人形態的共同出現，主要原因是那個時期中國的國家主權遭到嚴重威脅和踐踏，商人的價值觀也出現嚴重的混亂。今天，中國社會穩定，全體人民共同謀求發展，我們完全有能力樹立一種適合中國社會在當今世界商業舞臺上的中國現代商人形象。而這種商人形象的很多特質，都可以在中國傳統社會幾千年來培養出的商人特殊品質中找到可以借鑒的寶貴財富，從而繼續在當今社會發揮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特征就是，中國商人追求的是雙贏，互惠互利，不追求損人利已的商業欺詐。雖然在今天的中國社會，我們經常會看到商業欺詐現象的存在，但是，這決不是中國傳統商業的本質，這只是受到西方不良商業行為嚴重影響的結果。改變這種情況，除了需要借助現代的法制手段，還需要傳統商業道德。
在中國歷史上商業較為發達的南方地區，有一個現象至今讓我難忘。西方社會的商業機構老板與員工的關系稱為“雇傭”，最近，法國還因為雇傭的法律而引發巨大的社會動蕩。而在中國江南地區，雇傭關系經常使用的詞匯是“請人”。雇傭保姆叫“請保姆”，雇用小時工也叫“請小時工”。這個詞匯體現出中國人在商業活動中雇傭與被雇傭關系的一種非常溫馨的人性化觀念。而這個傳統是西方商業觀念嚴重缺乏的。
日本雖然有很多方面令人不快，但是，在日本的商業活動中有一個與西方區別明顯的特征，專家稱之為終身雇傭制度。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日本再大的企業老板都會向手下的員工鞠躬致謝，真誠地表示“謝謝大家”。這種行為完全是來自于中國傳統的商業道德。中國傳統社會的老板有一種心態，認為是靠著員工的努力才造就了自己大量的財富，因此，在老板獲利的同時，也不會忘記辛勤工作的員工，終身雇傭制就是一種體現。而在西方社會，正好是倒過來，老板認為：是我養活了你們!兩種態度真的是天壤之別。雖然學術界對于日本和西方社會的企業文化在做比較研究后，有人認為日本的方式會造成企業競爭能力的下降，但是，這并不影響傳統商業道德的魅力。當我們把利潤放在首位，西方的企業管理模式似乎更有效;當我們把人性化和社會共同富裕放在首位，東方的商業模式更有吸引力。而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完全有可能也完全應該將這兩種商業模式結合起來，創造出中國特色的現代商業模式。
最后在簡單說一下中國人與猶太人的相似點。
資本主義革命之后，猶太人的社會地位至少在理論上是改變了。猶太人的經商頭腦迅速產生了巨大的效果。商業是需要本錢的，即使猶太人有經商的傳統，但也不是每個猶太人都擁有經商的本錢。因此，猶太人在社會地位改變之后，很多人投身于不需要很大資金本錢，更需要借助頭腦的商業活動中。例如醫生。歐洲資本主義革命早期，醫生隊伍中，猶太人的比例很高，著名的弗洛伊德就是猶太人。其他如律師，會計，教師，作家，記者等。在上述幾個領域，猶太人的成功比比皆是。美國著名的普利策獎創始人普利策就是猶太人。演出行業也是猶太人十分活躍的領域之一，許多著名的劇作家、演員、樂器演奏大師、導演都是猶太人。上海成為中國重要的西方音樂的培養基地，誕生出大批西洋音樂的人材，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當年有大批從歐洲逃難的猶太人來到上海，其中不乏優秀的音樂家，他們在上海以傳授教學西方音樂謀生，從而迅速提高了上海的西方音樂水平。最早在好萊塢創建電影機構的人，好多都是猶太人，猶太人在好萊塢的作用，今天依然可以通過著名導演斯皮爾伯格被人明顯地看到，但還有很多背后的猶太因素是常人不易察覺的。
對于中國人來說，猶太人的這種傾向也是完全可以借鑒的，而且，已經有很多事實證明，中國人憑借對文化知識的尊重和追求，已經在這些領域獲得了很多令人矚目的成功，我相信，今后，中國人在上述領域的成就只會越來越大。
猶太人長期以來獲得商業成功還有一個要素就是他們共同的文化和語言。猶太人散居世界各地，當年猶太人在歐洲遭受嚴重歧視的時候，猶太人到世界各地經商，當地的猶太人成為他們最大的幫助。在過去，世界各地的文化差異比現在要明顯的多，那時候也沒有英語這樣的共同語言工具，因此，其他民族的商人遠赴他鄉的經商活動要遭遇語言、法律、商業糾紛等各種困難。但是，各地的猶太人擁有共同的語言，也擁有共同的商業規則，這就使得猶太人在世界各地的經商活動中，比其他民族具有更大的優勢。而這個優勢，在今天的中國人身上同樣能夠得到進一步體現。今天的中國人遍布世界各個角落，大多數在國外謀生的中國人都不愿意拋棄中國文化，這就使得中國人在世界各地的經商活動有可能獲得有力的支持，同時降低成本和風險。當然，這個問題目前中國人做的還不夠好。人們經常舉例說，在美國的韓國人比中國人要團結得多。這也許是一個事實，但是，這個事實不是不能改變的，而且，我們也已經看到不少改變的跡象。例如，聞名中國的溫州商人現在也已經遍布世界各地，而溫州商人在世界的每一個地方都很團結，還組成了當地的商會等民間組織。這種良好的發展勢頭，未來應該繼續擴大，不要只局限于溫州這樣一個特殊地域，那樣的話，中國人的團結一心、互相幫助才會為造就真正的現代優秀商人創造有利的條件。
中國人是有智慧的民族，只要中國人獲得了平等發展的權利，在任何一個專業領域，中國人都能很快成為其中的翹楚。這個事實已經被中國不算太長的現代化歷史所證明。例如，中國人在最短的時間里，培養大批自己的核技術人才、航天人才。當今世界各個國家最優秀的生物實驗室中，如果沒有中國人，簡直就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有人說，計算機技術帶來的信息革命幾經成為過去，下一個技術革命的高潮就是生物技術，我們今天完全可以說，中國人在這個領域與世界先進水平的距離相差不多。
商品社會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基本形態，中國也正在借助這個大勢所趨而越來越多地融入世界。在這個趨勢中，中國的商人完全有條件將西方現代的商業模式同中國傳統的商業道德相結合，塑造現代中國商人的鮮明特征。我相信，中國的商人背靠著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完全能夠在不遠的將來，成為全世界最優秀的商人群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