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8/26 8:45:36 作者：網風 來源：1
近日，山東東營市河口區的一位銀行業人士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近期當地正在開展抵制高利轉貸違法行為的相關工作。
所謂高利轉貸，是指企業從銀行貸出資金后，由于未能立即投入使用而使其成為閑置資金，為了減少利息損失并獲取一定利益，這些企業將貸款所得資金借予他人，并收取高額利息。
貨幣政策一緊再緊之下，民間借貸成本不斷提高，達到年率40%、50%甚至超過100%。與此同時，企業從銀行獲得貸款的利率只有6.31%。高額利差之下，企業貸款投資遠不如高利貸市場回報率高。
該區銀行業人士告訴記者，許多地區都存在高利轉貸這種情況。主要原因是國有企業信用好，容易得到貸款，而且成本也低，這些貸款他們用不了，就可能轉貸出去。
最近一份在業內流傳但未經確認的銀行業監管高層的講話稿顯示，監管部門已經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檢查這種違法行為。
這份講話稿明確提出，由于信貸需求旺盛，一些地區擔保公司、投資公司、咨詢公司紛紛轉行從事高利貸業務，而放貸的資金很大一部分來自銀行，是銀行給大型企業的貸款。
高利貸利益鏈
在民間借貸市場發達的浙江，很容易找到銀行資金流入高利貸行業的例證。
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就表示，在當地的民間借貸市場，確實存在擔保公司或者企業從銀行獲得資金，以更高的利息轉借給需要資金的民營企業。
記者了解到的一個真實的案例則是，一家農業高科技企業資信狀況良好，從銀行獲得3個億的授信，但是企業眼下并不需要這么多資金。
于是企業的老板算了一筆賬：從銀行貸出來一個億，5000萬用于企業發展，再將5000萬拆借出去，以年利率50%算，就有2500萬的利息。
“我從銀行總共貸了一個億，付給銀行才600萬利息，光利息我就賺了1900萬。”這位老板表示。
事實上，不少融資能力強的企業確實就是這么干的。周德文則表示，在浙江的民營企業中這應該不是主流，因為民營企業本身很難得到貸款，他們更愿意投資實業，而國有企業更容易獲得貸款。普遍的情況是，民營企業通過民間借貸方式高價獲得國有企業從銀行借來的低成本貸款。
在商業銀行、國有企業、擔保公司和中小企業的融資鏈條中，市場的譴責都直指國有企業和咨詢、擔保公司。
變味的擔保公司
一邊是不斷收緊的貨幣政策，另一邊是中小企業對資金的饑渴，這使得民間借貸的利率水平非理性上漲。
“銀根收緊的時候，銀行貸款首先滿足政府的項目需求和大企業需求，被擠壓的是小企業，這是肯定的。因為政府的項目是壓不下來的，而貸給大企業的成本和風險都遠比中小企業的低。”溫州市金融辦的一位負責人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銀行為了降低風險，不直接放款給個人，而是要求借款人找擔保公司做擔保，擔保公司從中收取相應的服務費用。這個鏈條看起來很正常，然而記者在調查中卻發現，很多擔保公司看中的不是一點服務費，而是直接取代銀行放起了貸款，不同的是一些擔保公司放的根本就是高利貸。
記者以借款名義聯系了北京的多家擔保公司，服務人員無一例外地建議記者直接向擔保公司借款。北京某擔保公司員工甚至直接表示，其實公司變相地放高利貸。
按照國家相關行業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而此類擔保公司放貸利率為銀行的十倍，甚至幾十倍。
中國投資擔保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馬占春說，在高額利益的驅動下，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擔保公司經常出現違規操作的情況，收取高額的利息是他們的主要業務。很多中小企業需要短時間內周轉資金，也是迫于無奈，擔保公司已經不是金融媒介，而是高利貸者。
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擔保公司的資金來源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是民間的集資，包括從企業實體經濟里轉移過來的資金、社會的閑散資金等;二是通過各種方式渠道從銀行流出來的資金。
但是接受采訪的不少人士認為，民間資本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的民間借貸資金是從銀行流出來的。而利用銀行的管理漏洞和虛構項目是銀行資金流入民間高利貸市場的主要渠道。
“幾乎所有稍成規模的擔保公司都有銀行力量的介入，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銀行不介入，這一切無法做到。”浙江一位擔保行業人士告訴記者。
據了解，在江浙一帶甚至出現了代辦擔保公司營業執照的業務。注冊資金1000萬的擔保公司，一個月就可以辦下來，手續費只要10萬元。業內人士則告訴記者，這些違規辦下來的擔保公司，根本不接普通的擔保業務，而是私下通過在銀行的人脈關系及社會資源，低息向銀行拿錢，再高息放給資金需求者，也就是金融市場 里搬運資金的“二道販子”。
誰制造了高利貸
民間借貸利息不斷提高，浙江一些地區年利率達到180%甚至更高。按照價值規律，供求決定價格，更通俗地講，什么貴一般什么東西一定缺。
但是在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燕生看來，實際上銀行的錢并不貴，一年期貸款利率只有6.31%，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錢也不貴，最高也就是25%。民間的錢之所以這么貴，是因為現在的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和金融產品，對于民間借貸活動的滿足程度很低，需要的人得不到這些錢，所以就要付出更高的價格。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黃益平則表示，這實際上是借貸雙方都有一個官方系統的利率扭曲的問題。
扭曲的結果則是占有更多資源、規模更大的國有企業和具有更多關系和運作手段的擔保公司能夠更容易獲得銀行的低息貸款，而真正缺錢的中小企業只能以更高的成本獲得資金。
一位監管高層就曾經在一次內部研討會上表示，由于中國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存在著內外有別、政府與企業有別、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有別、中央國企與地方國企有別、大小企業有別，這就存在一定的“信用配額”。政府都把資金分配給了央企和地方政府，國有銀行把大量貸款給了央企。但是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或者信貸方面的行政收縮，只是極大地加劇了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于是，在中小企融資難極大加劇之時，手握資金的體制內企業高利轉貸便很好理解。
本報記者拿到的一份中國人民銀行長春中心支行調查報告就顯示，企業存在“貸而未用”現象，潛藏一定風險，值得密切關注。
報告顯示，2009年全年，長春市10家金融機構累計發放企業貸款比上年增加479億元，增長54.6%。其中貸而未用貸款比上年增加126.3億元，增長了836.4%。占當年累計發放企業貸款的10.4%。2010年1-2月份，貸而未用貸款20.1億元，占當年累計發放企業貸款的9%以上。“貸而未用”貸款中大中型企業最多，在規模上屬于大型企業的占67%，中型企業的占7%，國有銀行“貸而未用”貸款最多占86%。
“國有大型企業信貸資金閑置，中小企業嗷嗷待哺，而相對于銀行存款利息，民間借貸資金高出好幾倍，這些閑置資金借給中小企業一些，不但盤活了資金，而且拯救了中小企業，國有大型企業還可以從中獲取不菲的收入，何樂而不為呢?”一位證券公司的人士這樣調侃地說。
張燕生表示，實際上在中國經濟中并不缺錢，缺的是分配到最有效、最合理地方的市場、機構和產品，說到底就是目前的金融市場、金融體系和金融產品的發展存在問題，嚴重扭曲。
發改委投資研究所原所長張漢亞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則指出，其實他更傾向于加息而不是提高存款準備金來緊縮貨幣，因為提存造成資金緊缺，實際上已經變相提高了市場的利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