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9 10:26:36 作者：花小落 來源：1
迷局中透露出標準和規范的混沌以及企業優選巨額公關費平事的悲哀
達芬奇家具又陷案中案
達芬奇家居“造假門”又有最新進展。近日有媒體報道央視記者李文學，涉嫌敲詐達芬奇100萬元。當事人李文學聲明否認此事。隨后，達芬奇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潘莊秀華披露，李文學企圖趁人之危侵吞達芬奇杭州店，并欲把“達芬奇”更名為“芬達奇”。達芬奇將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此事。
“法制片”達芬奇
對于已經有偃旗息鼓之勢的“達芬奇”事件再爆出新聞，涉嫌敲詐使整個事件矛盾上升。
近日，財新《新世紀》周刊揭開了達芬奇家居“造假門”的序幕。其報道稱，達芬奇自稱“匯”了100萬元擺平“造假門”。這讓公眾把視線重新回到最初揭開“達芬奇密碼”的央視《每周質量報告》記者李文學身上。
李文學在央視網上針對《新世紀》周刊的報道做出四點“嚴正”聲明，對自己報道事實負責，并否認敲詐達芬奇。
隨后，達芬奇官方微博貼出了潘莊秀華《對李文學個人聲明的回應》，對李文學提出了六點質疑：
第一，單方面采訪舉報人便得出“達芬奇家具氣味刺鼻”的結論，無相關部門認定，也沒有向達芬奇求證;第二，李文學通過采訪得知卡布麗緹家具(達芬奇代理品牌)產自意大利，節目中卻稱卡布麗緹是國內生產，存在產地造假問題;第三，節目中“長豐家具廠”的總經理，并非彭杰的真實身份，而是東莞街頭為各個家具廠自由跑單的業務員;第四，節目中認定的“卡布麗緹家具，是由國內企業長豐家具廠代工的”這一核心事實不存在。事實是，長豐家具廠為達芬奇代工的是深圳達芬奇展廳里的自用品;第五，節目中稱達芬奇重慶店存在進口貨物海關報關單造假問題。重慶工商局前往上海海關調查的結果與其相反，不存在偽造海關報關單的問題;第六，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調查，未發現達芬奇產地造假這一事實，被節目忽略了。
同時，潘莊秀華本人表示，未對李文學作任何誹謗和誣陷，歡迎李文學起訴，她會在法庭上詳盡披露相應的證據。
至此，記者李文學與達芬奇家具都開始列舉證據來證明自己是清白的，雙方都在試圖用證據來反駁對方，這是我們樂于見到的。如果雙方只是相互污蔑、相互指責，那么整件事就會變成一場鬧劇，讓人覺得厭煩。
“新聞片”達芬奇
“達芬奇”事件如何會被炒到這個地步?
時間要回溯到2011年7月10日，央視《每周質量報告》播出《達芬奇天價家具“洋品牌”身份被指造假》。達芬奇家具可以說是國內最具影響力的家具高端品牌，以價格昂貴著稱。一張單人床能賣到10多萬元，一套沙發能賣到30多萬元。之所以能將這些家具賣到如此高的天價，達芬奇銷售人員說是因為他們銷售的家具是100%意大利生產的“國際超級品牌”，而且使用的原料是沒有污染的“天然的高品質原料”。而央視記者經過了長達半年多的調查后發現，達芬奇公司銷售的這些天價家具有相當一部分根本就不是意大利生產的，所用的原料也不是達芬奇公司宣稱的名貴實木，經過檢測，消費者購買的達芬奇家具甚至被判定為不合格產品。
北京達芬奇專賣店銷售人員說，他們出售的卡布麗緹都是位于意大利坎圖鎮卡布麗緹公司生產的。按照銷售人員提供的地址，央視記者在意大利的坎圖鎮找到了卡布麗緹公司，公司負責人說，他們和達芬奇公司確實有合作關系，但是他們生產家具上的雕花并不是實木雕刻的，而是由一種特殊的樹脂材料做成的。
終于在東莞長豐家具有限公司展廳里，央視記者發現有一張床和北京達芬奇家具專賣店里的那張卡布麗緹雙人床幾乎一模一樣。長豐家具公司的總經理彭杰說，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達芬奇公司銷售的卡布麗緹家具都是他們公司生產的，為了印證他的說法，他還向記者出示了深圳達芬奇公司給他們公司付款的電子回單。負責人還說，這張在達芬奇專賣店賣到30多萬元的雙人床，在它們這里只需要3萬元左右。
“懸疑片”達芬奇
到目前為止，“達芬奇”與李文學爭論的焦點在于兩個，一是其宣稱的原裝意大利家具是否為國內工廠代做?二是其宣稱卡布麗緹家具用意大利獨有木材雕花，是否實為高樹脂材料構成?
其實事情本來可以很容易就解決，不用這樣相互扯皮。央視報道之后上海工商局迅速介入了調查，其當時也是信誓旦旦地說，要給出最終調查結論。然而，7月份，上海工商局給達芬奇開出了133萬元罰單，理由卻是“缺乏中文說明書”、“廣告宣傳使用絕對用語”等無關痛癢的話語，對于達芬奇質量、產地是否造假這些最為核心的問題卻沒有給出明確的答復。
而更讓人不解的是，國家質檢部門一直坐視不理，達芬奇產品質量成色如何，只有在企業與媒體之間的論戰中得知。這種“仲裁者聲音”的缺失，讓達芬奇事件跌入自說自話和自證清白的裸奔狀態，各自依據的標準亦大相徑庭。
縱觀整個事件的前前后后，之所以成了“誰都猜不了結局”的懸疑片，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即在于必要的規范和標準曖昧不明。比如，代理外國品牌是否就一定必須是在國外本土原裝生產?家具是否必須是實木?
假如相關部門及時介入后開誠布公、不偏不倚地發布調查結論，也許達芬奇“事變”之前就會有一種不同的聲音，從而讓我們更易于辨明真相。不至于普通百姓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爭辯中稀里糊涂。(本報記者楊桐)
